荀子把这种思想纳入自己的政治理论体系中，强调后天学习、道德修养对改变个人命运的重要性，这与荀子肯定人的能动意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古代经学与子学的结构安排，儒家与民间宗教之关系，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及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在华夏文明共识的基础上，将社会文化与宗教信仰融合为一个动态稳定系统的历史经验。历史是经学中固有的要素，经学与历史的关系是自经学产生之日起就有的老问题。

【14】周予同在中国古代经典中明确区分了作为学术思想的中国文化与作为专制政治之帮凶的经学。语言、文字、伦理、风俗等作为内与外的衔接，在不同的民族与社会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20世纪中国社会剧烈的政治变革冲击着固有的文化体系，经学作为古代专制产物的观念，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这显然并非中国文化的应有之义。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西方近代以来的文明论及其历史观对近代中国有深刻影响。基佐的文明论深刻影响了福泽谕吉，清末国人东渡日本，又将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论带回中国，从而形成了中国自认愚昧、野蛮而以西方为文明的观念【22】。

【3】 章学诚主张经学经世之用在于史，六经本身即是史，通经须通史。28 吴飞认为，正如西方宗教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奠基性意义，中国当代学者也应更加重视传统经学的品质，现代社会的文明危机需要返回到各自文明传统中去寻求解决之道。尹焞的一句发问似道出程颐如此谨慎的原因，即书中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等语所蕴含的观念实则来自华严宗。

对此，从玄学到佛教都做了许多探索，体用思维逐渐确立起来。周敦颐虽无明确的体用论述，其哲学体系也展现出了体用思维。遗憾的是，对于一何以收摄多，王弼没有也不可能给出深入论证，因为此一归根结底仍是经验性存在。不过，它们总体上仍是经验性的，仍在本末论框架之内，并不构成对这一思维的实质改变。

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在对佛道二教的批判中，张载的哲学观念也清晰地凸显出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传统儒家心灵哲学研究（20FZXA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 进入专题： 理学 传统哲学 。不同语境下体（相）用论可展现为不同形态，或有不同特点。佛教体（相）用论之体，是超越于经验世界的存在，不具有实在性，本质上是缘起之空，这一点法藏在对金狮子的讲解中已说得非常清楚这是王阳明伦理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它并不是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的存在，而是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其中，天理人欲之辨是宋明理学的重要问题，贯穿于理学的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之中。由于良知是人的心体在具体道德情境中呈现出的，因而它既是人的道德活动的起点，也是人的道德活动的源泉。这可以从王阳明对人欲的理解中得到证明。所以，王阳明晚年单提致良知，作为自己伦理思想的宗旨。

实际上，人欲代表着私己的意念或意向，这种私己的意念若执着于声、色、货、利之上，就成了好货、好利、好色、好名之心，从而影响道德的纯洁性。对于致知与格物的关系，王阳明认为格物就是格心，也即正心，致知格物之功的基本方法，就是省察克治。

最后，良知具有个体差异。他对物的理解是与意联系在一起的，意是指意向或意念，是心之所发。

王阳明在实践朱熹格物之学的过程中，始终无法做到如朱熹所说的那样，达到物理与吾心合一的境界。孝悌忠信仁义礼智是人心本有的，并非人们出于某种偏好而有意为之，它们本来就在人心中，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心之本体被归结为当下呈现的良知，而所谓当下呈现又总是每个个体的当下呈现。王阳明对良知作了规定。良知与人的感性欲望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得益彰的，感性欲望需要良知的节制，而良知也要借助于人的感性生命活动才能展示自己的存在，最终成就自己。他认为心体是无善无恶的。

理学伦理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同时吸收了玄学、佛学和道教的思辨特点与修养方法，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全面总结。格物致知直接就是道德活动过程。

在天理和人欲的问题上，王阳明认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良知作为心之本体的具体规定，与孟子所讲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心是一致的。

他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反对宋代程朱知先行后学说，指出别知行为先后，就把知与行割裂成两件事了。理学内虽有各种分歧和矛盾，但存天理，去人欲是宋明理学道德学说的总纲。

因此，良知最终必然落实到个体良知上来。本于天理的人性之自然，只要顺其自然流行，就是良知之用。最后，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修养目标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如果连这点也给予否定，那人即不成其为人，而是槁木死灰。

其次，王阳明认为身、心、知、意、物是一件，故提出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的修养原则。王阳明以其心之一元论为基础，阐释了格物致知思想，建立了独具特色的修养论。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进入专题： 王阳明 理欲 。王阳明引入良知范畴，阐述无善无恶的心体何以成为道德的本体或本源，心之本体即是良知。

由此，他放弃了朱熹之学，转而在继承陆九渊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心即理的命题，把理与心直接等同起来。一方面，心体的无善无恶是说心体是纯粹绝对的至善，且这种至善不与具体善恶相对应。

所以，要成就圣贤人格，就必须立志坚定，切切实实地去致良知。致良知就是克去私欲对良知的障蔽，以复明吾心之天理。宋至明中叶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化与成熟时期。在王阳明的伦理思想中，致就是推致的意思，即就此意念所着之物，推致知是知非的良知，使此事得其理，修身、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是通过对儒家经典《大学》的新解释而完成的。王阳明还认为知行是并进的，不行不是知，知了即是行了，行了即是知了，知进行亦进，行进知必进。

但是，最终还是落到致知上。成物与成己，二者只是同一过程的一体两面。

《大学》以修身为本，而身之主宰是心，故修身即是正心。心之所发的意总指向具体的对象，此对象既可以是具有外在物理性表现形式的物体，也可以是心理领域想象出来的对象，具有强烈的心理事实特点。